纪念七七卢沟桥事变
 

 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夜,侵华日军向宛平城和卢沟桥发起攻击,开始全面侵略中国。

 

  自1931年九·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后,日本逐步侵入华北,将军队住扎在北平附近。
  而在1931年后的几年间,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在对日问题上,服从其后台--英美的绥靖政策,置东北于不顾,以图日本先行进攻苏联。同时,在美英的扶植下,在关内执行“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”,促使国内各派军事力量相互残杀,令中央军占据各派势力的地盘,以图最终剿杀国内各派异己,其中,尤以对中共及其他抗日军队为甚。
  1932年1月28日,日本军队进攻上海闸北,一二八事变爆发。2月28日,英、法、美三国公使介入调停。5月,中日签署《淞沪停战协议》,规定中国军队不得驻扎上海,只能保留保安队,日本则取得在上海驻军的权利。此间在上海抗战的第十九路军被调往福建剿共。
  1933年1月,日军进占山海关,攻占热河省会承德。5月,日军向察哈尔进攻,占领察北重镇多伦。期间,虽有冯玉祥和吉鸿昌发起组织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夺回多伦,并将日军赶出察哈尔,但民国政府仍于5月31日与日本签署《塘沽协定》,中国军队退出热河和冀东,冯玉祥下野,吉鸿昌后被杀害;日本则打开了侵占华北的大门。12月,蔡廷锴、李济深率领十九路军组织“中华共和国临时革命政府”,与红军签署《抗日停战协定》,蒋介石则勾结日伪军对其进行了镇压,并撤销了十九路军的番号。
  1935年5月,日军借口东北义勇军进入《塘沽协定》中规定的非武装区,再次出兵南下。蒋介石却派何应钦与日本签订了《何梅协定》,保证“取缔全国一切反日团体及活动”。同年9月,日本要求“华北五省(察哈尔、绥远、河北、山西、山东)自治”。10月,日本内阁通过《鼓励华北自主案》,发表《鼓励华北自主案》,扶植当地的汉奸设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。同月,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,而自“九·一八事变”后未放一枪退入关内的东北军即被调到西北,与西北军一起剿共。
  1936年1月,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彭德怀等联名发出《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》。2月,中共宣布开始东征抗日。而老蒋不抵抗加内战的政策,遭到包括张学良在内的广大爱国人士的强烈反对,并最终引发了12月12日的“西安事变”。
  西安事变后,日军加紧侵华行动,最终于1937年7月7日发动了“卢沟桥事变”。“卢沟桥事变”爆发的第二天,中共中央通电全国,呼吁:“全中国的同胞们,平津危急!华北危急!中华民族危急!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,才是我们的出路!”
  “卢沟桥事变”的爆发,宣布了蒋介石此前对日政策的破产。老蒋于17日发表讲话,其中有至今常被人们转引的“战端一开,那就是地无分南北,年无分老幼,无论何人,皆有守土抗战之责,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。”。不过此句名言之前,有着“如果战端一开”的帽子,再往前还有“我们希望和平,而不求苟安;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,而不是求战。”云云的引子。而此句之后,还有“在此安危绝续之交,唯赖举国一致,服从纪律,严守秩序。”的叮嘱。老蒋于抗日的态度,也算是言行一致、始终如一,其对抗日的热情,远比不上剿共。不过老蒋在这事上倒是可谓颇有眼力,“卢沟桥事变”十二年后,中共掌了中国的权。
  七七卢沟桥事变,是中国全面抗战的开始,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。
  七十年前的故事证明,在国家和民族危难之际,“和平诚意”,阻止不了敌人的侵略,所谓的“外国老板”也不会为了我们的利益而先去牺牲他们自身的利益。唯有举国上下团结一致、共赴国难,才是胜利的根本和唯一的出路。

  温故而知新。

徒步,二零零九年七月六日